杭州长江汽车董事长曹忠专访（二）-pg电子娱乐平台

一、您是何时开始真正接触汽车相关工作的？

茄海涛：昨天我们一起分享了在您童年时期和汽车的一些接触，可以说那个时候懵懂地开始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汽车梦，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接触和汽车相关的工作呢？

曹忠：我是1978年恢复高考考入浙江大学，1988年于社科院研究生院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毕业，之后进入国家计委在长期规划司工作。那个时候国家正是拟定策略，让轿车进入老百姓的消费市场、走入千家万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茄海涛：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普通人可能只是感受到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这种发展带给我们的一些福利、好处，包括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您那个时候已经提前开始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和准备，是吗？那个时候您所参与的工作当中，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曹忠：对，那个时候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78年到88年主要是农村改革和城市的一部分改革。实际上88年之后，当时我有幸参加了国家第八个五年（1991年-1995年）计划及1991年-2000年十年规划的这项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按行业规划，汽车特别是轿车，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汽车工业技术非常薄弱，可以说无论从核心零部件、整车，还是一系列制造工艺、产品量化，这些方面我们都非常薄弱。 

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于未来中国汽车产业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茄海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合资厂的概念了，包括国家也提到了“拿市场换技术”，我们已经开始和世界主要的发达汽车国家开始谈判，您也参与到了那个过程当中。

曹忠：对，那个时候在政策确定之前，其实中国最早的一个合作项目是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和北汽的北京吉普。当时国家就确定了“以市场换技术”这样的一个方针，因为我们的基础非常薄弱，想通过合资、合作来提升我们的轿车工业。那么当时国家制定了几个主体：“三大三小两微”作为中方的主体，三大就是一汽、东风和上汽；三小就是北汽、天汽和广汽；两微就是航空的奥拓和航天的云雀，这八个公司跟国外的公司一对一的进行合资，比如说上汽、一汽跟大众，东风跟法国雪铁龙等等。由此就演化出现在一个主体可以合资两个外资企业这样的政策，形成了现在中国合资汽车企业的布局，也由此奠定了中国现在汽车大部分产品是由这些企业生产的。

茄海涛：正是那个时候您参与的规划，奠定了今天中国的汽车市场的格局。

三、改革开放初期，跟主要的品牌谈合作的时候，都遇到过哪些问题？ 

茄海涛：咱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各行各业都处在发展的初期，很多国家可能不太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汽车行业那个时候的合资之路，谈判好像并不太顺利，作为亲历者，您给大家讲讲那个时候我们跟主要的这些品牌谈合作的时候，都遇到过哪些问题？ 

曹忠：那个时候最早的合资企业，其实是skd，他们拿零部件到中国来组装，还不是在中国生产。朱镕基总理的回忆录里曾提到过，当时国家的外汇是很紧张的，上汽为了skd的外汇也很是着急，那就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那个时候我们搞汽车工业，外资给我们规定的东西很死，你不能变这、不能变那，必须完全照本宣科的来，中国人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利。所以中国汽车的轿车工业就是在那样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

茄海涛：那个时候很多国家并不看好中国，他们在合资的时候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他们也怀疑中国人能不能买得起轿车。因为那时候大家的收入普遍都很低，但是轿车的售价却是非常高的，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如何说服他们到我们国家来投资建厂的？

曹忠：我记得大众和一汽的合作，其实确实像你刚才讲的那样，外国的汽车当时很贵，这些车厂把中国市场当成他们的销售市场，而并不是说在本地生产。但是中国政府肯定希望本地化生产，所以在一汽大众合作走下来以后，当时的上汽和大众、东风跟雪铁龙以及其他的合作，都希望能够引进他们，比如日本的、美国的合作。我记得当时日本在中国出口车的销量很好，整车卖给中国对于他们来讲很简单，（茄海涛：也很赚钱。）也很赚钱，所以就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包括美国的公司也是，后来大众知道了这个情况，大众又要跟上海合资。对于中国来讲，不可能所有的合资都跟一个车厂进行（茄海涛：大众公司合作。）对，所以这个时候才引起了别的汽车公司的注意，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慢慢要起来了，这才出见了日本的、美国的这些合资企业纷纷落地于中国，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一个过程。 

茄海涛：这些先行者的加入，其实到今天大众公司在中国获利最大，南北大众加起来的销量占到它的全世界份额相当大的比重，同时也是重要的利润来源，尝到了甜头。

曹忠：尝到了中国改革的红利。

茄海涛：是的，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合资品牌已经慢慢看到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发展前景的市场，同时也为中国汽车产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